程少为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disease/a_8168044.html第七章 湖州村落的内涵发展期（上）
二、富民望族对村落发展的影响（上)
两汉六朝的江南豪族在隋朝统一后迅速没落，唐宋时期的江南开始形成了新的“富民”阶层，林文勋分析认为：“因为‘编户齐民’具有易于分化的特点，它经常处于贫富分化之中。因此，汉代就出现了豪民，到了唐宋，我认为就出现了富民，一直到近代，出现了市民。”从唐宋一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富民”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为我们解构唐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明清的富民阶层继承了唐宋以来富民的特点，同时也演变出与以往富民不同的方面，“富民”上承“豪民”，下启“市民”，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对于“富民”阶层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研究唐宋至明清的乡村社会的运作、发展和变迁。
“富民”阶层的出现与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土地产权的变革息息相关，在汉唐之间，民间将土地所有者称为“豪民”，又是“兼并之徒”，到了宋代后，其称谓变成了“田主”。唐朝均田制崩溃、两税法实施以后，*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来扩大自己的财富，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努力经营土地，提高土地的收益，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进而形成了“富民”阶层，在土地产权制变化过程中，经济利益主体的角色、功能、社会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南宋的叶适对此有这样的论述：“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富民阶层在社会经济中取得了主体支配的地位，成为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力量。
（一）富民到望族的转型
唐代中期以来兴起的“富民”阶层是一个完全与以往传统社会中的豪民、官吏不同的阶层，富民没有特权，不能利用特权和*治手段把小农圈禁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只能形成建立在经济契约上的关系。富民阶层的出现，全面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改变了当时社会力量的对比，也改变了唐宋以前以*治特权剥削为主的经济剥削方式，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步。
苏辙曾这样论述：“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这番话表明到了宋代，以*治特权为手段的剥削形式已经逐步被契约雇佣经济方式代替，同样也反映出“富民”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除了被称为“富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称谓，例如“富户”“富姓”“富室”“多货之家”“多田之家”等。“富民”绝大部分是指在乡村中依靠土地，通过有效的经营方式获得大量财富的人群，后期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
两宋之际，湖州最有名的富民是思溪人王永从，很多史书记载了“靖康之变”后王永从献钱佐国的事。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甚为详尽，建炎己酉（）二月辛未“进呈湖州民王永从进钱五十万缗佐国用。臣等言：‘户部财用稍集，亦不至甚阙。’圣训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纳其伍万缗矣，今却之，则前后异同。’圣训曰：‘既不阙用，可并前已纳还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臣等皆言：‘圣虑及此，东南之民，闻风当益感悦。’”。富民王永从前后献钱两次总数达到了惊人的五十五万缗。
《宋史》以及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都记载了王永从献钱被却的事。王永从在宋徽宗*和年间（—），跟随权贵蔡京之子蔡攸，成为采办“花石纲”班子的重要成员，官至五品。但到了宣和七年（），情况突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己求直言诏。罢花石纲等指挥。二十二日，又奉圣旨：‘王永从愿自办本家粮食斛百万贯石，措置赴阙，体国助*，宜加奖擢。可先次与转一官，候措置般运足办，取旨不次褒擢。’”为脱罪，王永从主动纳粮助*，但已无法扭转局面，王永从致仕回家，于是有了以富民身份献钱佐国的事。从纳粮斛百万贯石助*、献五十五万缗钱佐国等举动来看，王家当年确实积累了非常可观的财富。
不仅如此，王永从还举一家之力在家乡建寺院并刊行《大藏经》，《思溪藏》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藏经。南宋太湖溇港区的纵溇横塘格局已然定型，嘉泰《吴兴志》载：“绍熙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溇名……桥牐（闸）覆柱皆易以石其牐（闸）钥付近溇多田之家。”元末胡溇的沈万二就是这样“多田之家”，嘉定《安亭志》载：“沈真二，即万二。分宅湖州府乌程县胡溇邨。中书左丞相徐达等东征张士诚，真二献饷劳*。以平吴功，优叙都指挥使、骠骑司马。辞职不受，封朝奉大夫，子孙传袭恩荫。”《安亭志》还载：“（徐达等人）见其堂宇轩昂，遂传令暂驻其家。万二迎接诸帅至家，供设御座于百尺楼。屯一十八寨于家之前后。（万二）日献量万石，表散各营*士。”献饷劳*、迎帅至家这些都说明沈万二的惊人财富。
富民阶层作为一个新兴阶层，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他们没有*治上的特权，王永从和沈万二以富民的名义纳粮助*、献钱佐国、献饷劳*，其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治上的庇佑。富民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方面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一方面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扩大农业再生产，增加财富累积。明清时期因利植桑，湖州“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桑蚕业在明清成了富民阶层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明代茅坤的父亲和其弟茅艮在东部水乡平原的花林，大量种植蚕桑以谋取厚利。“湖俗以桑为业，而（茅）处士治生业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茅艮潜心于桑蚕，亲自力耕，“已而树桑，桑且数十万树，而君并能深耕易褥，辇粪菑以饶之。桑所患蛀与蛾，君又别为劖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君之田倍乡之所入，而君之桑，则又什且佰乡之所入，故君既以田与桑佐府君起家，累数千金而羡。而其继也，君又能以田与桑自为起家，累数万金而羡”。茅坤还记载了李挂夫妇种桑育蚕、缫丝纺织的一事。“故田之所入，数以倍他人。织之所鬻，他贩者来数争操厚价以购之，虽里中转相效，弗能也。”在湖州地区像茅、李这样的经营地主尚不乏其人，他们已改变了传统的观念，不死守儒业，不贱视农业经营，并亲自参加或管理生产。
明清大量的湖州富民是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的。清初归安人沈炳巽在《权斋老人笔记》写道：自古“土产之多莫过于我郡，衣者有丝、绵、绸、绫、纱、布以及包头巾、手帕等；杂用者有笔、镜、羽扇、竹器；食者有茶、笋、鱼、菱。其丝之行，于两广外洋及江宁、苏、浙三织造，岁不下数百万……至于茶、笋、鱼、菱诸商辐辏，岁亦不下百万”。
明嘉靖时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也记载：“吴兴介在苏、杭之间，水陆饶沃之产，实过两郡。”高度发达的农商社会为湖州富民通过经商发家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治《晟舍镇志》卷二《风俗》记载，凡有资且有能之家“皆趋而贸易，咸谓容易发财”。富民所经营的商货以湖州地产物品为主，比如湖丝、湖笔、雕版印书以及其他土特产品。在明清的府、县、镇志中，同样可以找到很多有关湖州富民经商的记载。
明崇祯《乌程县志》载，“县南暨西少读书，读书类见东境，北多商于外者”；清康熙《乌程县志》载，“商贾惟湖滨及南浔、乌镇之人往楚、豫间贸易”；光绪《归安县志》载，明代“费元庆，少习举业不就，去而事什一，走京师，资日以盈”，又有“蓟过庭，其父贾于江南”；民国《双林镇志》载，“贾子周，镇人，少服贾，常游数千里”。
湖州是全国最大的蚕丝集散地，很多人因经营丝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早在南宋洪迈《夷坚志》就有“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峪”的记载。同书还记述：“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临安）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明代隆庆、万历以后，湖丝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南浔、菱湖、双林均为全国五大丝市之一。
民国《双林镇志》记载，“明里人姚佥事专擅包头（绢）业，寓吴门，与四方巨商交易”，他的子孙继承事业，所经营的包头绢有加重、加阔、加绉、放绉等名目，于是“姚本风行遍四方”。双林镇明代已形成专营绢纱的绢巷，“里人贾鬻他方，四时来往不绝”。双林绢商姚洪，“服丝绢旧业，往来京口（镇江）、吴门（苏州）”等地，开设分庄，且“精于会计，才识过人，与远商交有诚信，有大度，皆敬服之，由是业日进，资日裕，又尝建宗祠恤贫乏”。明末清初又聚成“新绢行”，清代尚有*鸿昌、徐同和等所开大小绢庄20余家，“绫绉包头纱……销福建及温台等处，沿海舟人用以裹头，盛时销至十余万匹……所销岁值十万元”。清德清人沈维的《竹枝词》曰：“郎去金陵奴在家，金陵风气最豪华。卖却丝归多倍利，为侬带个大红纱。”
湖州水乡多鱼，尤以菱湖为最，是青、草、鳙、鲢四大家鱼发祥地，自古以来就是淡水鱼生产基地。“乡人蓄诸池荡，年底贩于远处，为出产之大宗”，一般“冬天船贩，南至钱塘，东北达于苏、松、常、镇而止，而称鱼贾”。清人杨汝楩《竹枝词》所吟“嫁得渔郎贩鲜去，一春风雨伴姑眠”，是说鱼商冬天出贩，开春方回转。“文房四宝”之一的湖笔是湖州特产，“湖俗出笔工，遍海内制笔皆湖人也，其地名善琏村。盖自智永僧结庵连溪，往来永兴（欣）寺，笔工即萃于此”。他们既是制笔工匠，又是贩笔商人。“善琏人多以笔为业”，其地也是湖笔的经营中心与集散地；而且“遍海内制笔皆湖人”，就是说他们亦工亦商且遍布全国。
富民阶层是一群通过经济手段获得财富并拥有良好文化教育的人群。重视文化教育是“富民”阶层的一个重要特性。林文勋给“富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富民，照我的理解，有这样两个内涵：占有财富而没有*治特权，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占有大量财富是富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特征，后代的教育是富民维护财富的重要保障。“耕读传家”“诗书传家”成为湖州很多富民家族的门额和匾额，除了其庞大的财富，无不以诗书礼义持家，只要是财力雄厚的富民之家都设有读书以及藏书之所，以此来教导子孙后代以读书为治家之本。在湖州富民之家很多都是科举之家，通过科举富民家族就上升为地方望族。综合明清湖州府志、下辖各县县志以及流传至今的相关族谱的记载，明清时期湖州部分望族情况列简表如下：
湖州富民科举兴盛与家业发达相互促进，主要表现在经济特性和文化特性上，他们重视本家族的经济发展，利用本身雄厚的经济实力来促进家族文化的传承和进步，积极支持家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提高自己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明清的湖州富民望族分布明显呈现东强西弱态势，主要集中在乌程、归安、德清以及长兴东部平原，而西部武康、安吉和孝丰等山区县富户不多，望族更少。这与湖州地区唐宋之后经济中心东移，聚落中心东移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明朝中期以前，富民望族的居住形态主要是乡居，即与庶民居住在同一聚落，共有居住空间。此后，富民望族居住地也开始由乡居向镇居、城居发展，与乡村庶民分离了。明清时期菱湖镇的孙、吴、王、费等家族，南浔镇的董、朱、庄等家族，双林镇的陆、蔡、徐等家族，德清乾元镇蔡、徐、胡、谈、许等家族，新市镇胡、俞等家族都是湖州数得上的富民望族。相对于地租收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要大得多。比较利益的巨大差别吸引了许多士绅离开农村，把注意力从传统的农业经营转向工商业。商业性营利促进了富民对奢侈生活的希求而趋向城居，城镇亦为士绅提供了较具吸引力的生活环境。这种富民望族的流动根植于明清发达的农商经济，与繁荣的市镇主导乡村聚落格局相辅相成，南浔的董家就是由乌程梅林里（今织里南浔交界的上林村一带）迁至南浔镇上的。
其实，明末清初的湖州富民望族的择业、择居具有很大的随机性，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扩大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在生业方面，人们面对农桑、经商、官吏等多种行业机会，随时选择最有利、最安全的生业。相应地，居住在城里还是乡里，也采取临机选择的策略。其实很多家族是乡、镇、城多头兼顾的，比如花林的茅家不仅在乡下有居所，在练市和双林两个镇甸上也有居所，甚至在苏杭金陵都有居所，茅坤的白华楼藏书最后由茅元仪迁至金陵居所。苏州的耦园是竹墩人沈秉成的居所，听枫园是射村人吴云的居所，曲园是德清乾元人俞樾的居所……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有许多富户望族还是倾向保留乡居，以更好地发扬耕读传统。如果将耕读和服贾相比，后者更容易积累财富，但是人们往往不认为经商积累的资本是建立家业的可靠基础，最终它又重新被投资到土地上。城镇的工商业利润虽诱人，然而风险也大，故很多进城镇的富民望族并不放弃地租剥削而成为不在乡的地主。富民逐渐脱离乡村到市镇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城镇资本转向农村购买土地的趋势。很多商贾赚了钱之后，将部分资金转投到土地上面，成为镇居城居地主兼商人。由于商贾热衷于购买土地，商业资本稳步地流向农村，这种资本城乡之间逆向流动一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彻底改变。
富民通过其经济实力资助家族子弟“以儒为业”，从而进入仕途，这些子弟或不再打理家族产业，或谋得一官半职仍然继续经营产业，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家族的兴旺繁荣。读书入仕，一直支配着传统中国社会的职业选择。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士人为贾以后仍不中断读书。这方面凌濛初就非常典型。凌家为晟舍大族，世代簪缨，代有文名，其父凌迪知即为明嘉靖丙辰（）进士。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凌濛初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在科场上屡次受到打击。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云：“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当时凌濛初已经47岁仍然在科场中苦苦挣扎，可见执念之深，这种求而不得，又不愿放弃的心理挣扎缠绕了凌的一生。凌濛初曾经“抚膺而叹曰：使吾辈得展一官，效一职，不出其生平筹划以匡时艰，亦何贵乎经笥之腹，武库之胸耶!”
崇祯七年（），55岁的他终于开始踏足仕途。先是赴京参选，任职上海县丞，8年后，升任徐州通判。长达11年的仕途官位不显，凌濛初却始终尽职尽责，甘之如饴。在大明王朝日薄西山、吏治混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坚守自己的岗位，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些事例表明，“弃儒从贾”并没有冲击传统的“耕读”家风。
明清时期的晟舍闵氏、竹溪沈氏，都以科举闻名，其家学沉淀甚深、持续时间甚长的现象使得湖州富民阶层充分认识到读书求学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富民家族读书风气浓厚的特点。家族对于子弟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很多人因为出身于名门望族、巨贾豪商之家，从小就对家学耳濡目染，拥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又具备家族内部严格的伦理道德教育，
因此在科举中比一般民众子弟更容易取得功名。耕读与科举对村落形态影响至深，很多村落里建造了书院，如竹墩村朱氏建有长春书院，沈氏和姚氏建了状元桥纪念宋代的沈晦和清代的姚文田，德清蔡氏也在村落通往新市的路上建起了状元桥纪念蔡家叔侄三状元。唐之前，晟舍尽是淤田沼泽，菰草弥望，满目荒芜，人烟稀少。
到明成化年间（—），晟舍已形成繁华市镇，被誉为湖州城东第一镇，这与闵凌等望族的文风昌盛，科甲蝉联分不开。有元代隐士闵天福筑造的“聚芳亭”，有闵氏赐第“达尊堂”“大宗伯第”“式宏堂”，还有达官文人修筑的“东皋草堂”“贯一精舍”“东琴书斋”“桐荫轩”等居所和读书处。有千年古刹利济禅寺和观音堂、三官殿、文昌阁等宗教建筑。石牌坊更是晟舍身份与内涵的象征，清末尚有“勋阶极品”“内台总宪”“赐尚方剑”等7座，可惜因为紧邻交通要道荻塘，历经多次战乱今天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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